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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级别:省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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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期: 半月刊

出 版 地:山西省太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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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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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安国寺与于成龙家族的渊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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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安国寺与于成龙家族的渊源探究

时间:2019/6/4 22:51:11  点击:111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通过对于成龙家族几位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研究,根据这些人物生平的行为体现出的佛教相关的思想,与他们在吕梁安国寺读书修行的经历,得出于氏族人深受安国寺影响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吕梁安国寺内设施状况及其历史沿革与其现状的调查与研究,找出于氏家族对吕梁安国寺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于成龙;安国寺;佛教;于氏家族

  吕梁安国寺,位于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西10公里王家塔村所在的乌崖山麓中,处于群山环抱下的一个石洼里。原名安吉寺,宋嘉祐三年(1058)改为今名。据《光绪版永宁州志卷十一·寺观》所载,创建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曾是唐代宗室昌化公主的食邑所在。唐代宗时以佛牙二枚赐予昌化公主,贮于寺内,造铜塔供奉并存放。

  一、于成龙籍贯家世及其一族兴衰

  根据于成龙长孙、江宁巡抚于准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为《于氏谱系》序中记载:“吾于氏家于永宁,其来已久,并无两族。自宋迄元迄明,年代久远,子姓衰落,兼遭兵蠹,遂至家乘缺略。今仅搜得元时所存二谱、明代所存二谱,皆全无所承,后无所继。然不敢废置,仍其原有次序而存之。”另有多处文物文献载有于成龙及其宗族籍贯,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熊赐履撰《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江总督谥清端北溟于公墓铭并序》云:“公讳成龙,字北溟,别号于山,山西永宁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陈廷敬撰《于清端公传》云:“公讳成龙,字北溟,永宁人。先世仕明者讳坦,有声,弘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时煌,里中称长者。”;康熙四十一年(1702),蔡升元为于廷翼(于成龙长子)撰《封朝议大夫直隶参议道原任平阳府曲沃县训导石州于公墓志铭》云:“公讳廷翼,字右之,姓于氏,山西永宁州人”;.雍正四年(1726),由于准撰文之《重修安国寺碑记》称:“予家籍同南,环寺之山与土田俱隶同南,故吾于氏世为兹山主,而寺因以不废。”由这些资料可知,于氏宗族自宋至清,一直生活在山西永宁一带,并无争议。

  于成龙祖上族谱起自元时,发迹则在明中期。陈廷敬撰《于清端公传》云:“公讳成龙,字北明,永宁人。先世仕明者讳坦,有声,弘治朝官至大中丞。”;安国寺内存康熙四十八年(1709)立石《重修安国寺碑记》载“至明天顺年间,有于大中丞讳坦者,常为护法,延及裔孙。”又有雍正四年(1726),由于准撰,于灏书的《重修安国寺碑记》云:“明天顺间,予远祖大中丞讳坦者,曾重修斯寺,嗣是凡有造作吾于氏□人辄与典中。”城北凤山道院明景泰元年(1450)立石的《重修三阳山希夷祖师庵记》一碑记载了于坦及其父于渊的事迹,其中有“永宁州宣德年岁贡于渊。景泰甲戌科进士于坦,任行人,升□部员外郎”。另在《光绪永宁州志·仕籍》中有“于渊,贡生,河南永宁县知县,于坦之父”、“于坦,景泰甲戌进士,官行人,迁工部员外郎,累官至巡抚”,亦与碑文相合。由此可知,于氏一门自明宣德、景泰年间发迹,并早在于坦时期,就曾重修安国寺,与此寺有了不解之缘。

  2014年11月23日,在于成龙直系第十一世孙于右才老人家中发现编纂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于氏族谱》,其中共分五卷:卷一(《谱系》)有宗族前谱、后谱及祖墓地图等;卷二(《宸翰》)有于成龙任黄州知府时诰命两道、直隶巡抚时诰命三道、任直隶巡抚敕谕一道等;卷三(《恩纶》)有蒙赐帑金良马及御制诗等;卷四(《家乘》)为德深公(于渊)墓表、清端公(于成龙)传、右之公(于廷翼)、用之公(于廷劢)、庚子公(于廷元)墓志铭等;卷五则是族规、家训及命名分派等。编纂者于准在序中写道:“吾宗自卜居来堡以后,其世系彰彰可考。今支派渐繁,若不及今谱次,何以传后,卑接续不替耶?其事责任在小子准,幸叨。谱成于癸未(康熙四十二年)之夏迨丁亥(康熙四十六年),余承之。”

  二、于成龙的佛教修为与其生涯所受佛教思想影响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永宁州(即今离石)人,曾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江总督,去世后后被谥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谥号“清端”,出仕前曾于安国寺处读书静修长达六年,现有读书楼碑记可考,另有《梦餐优昙花作》见于《永宁州志》记载。

  于成龙生不逢时,崇祯十二年(1639)参加乡试,仅中副榜贡生。不久明灭清兴,直到中榜之后22年的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方才起用前朝士子,时年44岁的于成龙官封广西罗城县令。时至今日,其所在的广西河池仍然是偏僻之所卑湿之地,距离北京和于成龙的老家山西又是万里之遥,当时更是仅有六户人家,群盗举发,前两任知县一死一逃,堂堂的县衙仅仅是篱笆围着的三间草房,不啻人间地狱。陪同于成龙一同上任,担任护卫的五名公差在他赴任的路上或死或逃,当三个月后到达罗城时,仅仅留下身染瘴疠的于成龙孤身一人,他不得不借住在当地的关帝庙里,晚上睡觉也只能在身边放条铁枪以保安全。

  虽然清苦无比,但是在罗城的七年光阴,不仅是于成龙仕途的开始,也是他平生最为得意的一段政绩所在。按他本人的话说,“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①。七年间,编制保甲,重责不法豪族,严惩流寇,“盗有犯者立斩之,悬其首于竿,由是盗皆屏迹。”七年之后,罗城变成了一个法令严明,百姓安定,秩序井然的王道乐土。

  康熙六年(1667),由于考评卓异,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知州,在任时,宽厚待民,仅仅百人居住,库银仅有十四两的的合州在清政府“湖广填四川”的政策下涌入了大批移民,于成龙不仅妥善处置百姓的安置,筹集农具耕牛种子,租给移民。分发土地,建造房屋,使得百姓安居乐业。不久,政府下令收渔业税,于成龙直言上疏要求废除鱼课,冒着丢官风险,也是一心为民。

  康熙八年(1669),于成龙再次因为表现卓异,升迁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同知。在这里,他又一次施展铁腕手段,缉捕大盗,将冥顽不灵的全部活埋,因此得了“于活埋”这一称号,于成龙也因此被人以“非刑杀人”的罪名弹劾。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乱,此时的于成龙已经是福建建宁知州,但经巡抚张朝珍的请求,改任武昌府知府。在叛军四起的情况下,于成龙没有辜负上司的赏识,四处救火,亲临一线,带头冲杀,在评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出力不少。

  于成龙虽然杀人不少,但是时人也好后人也罢,从来没人把他归为“酷吏”。他所坑杀的盗匪,皆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平的惯盗;他上阵杀敌,杀的也是图富贵的叛军。但凡是愿意放下武器的对手,不论是贼寇或是叛军,一概既往不咎,妥善安置,以至于外省的盗匪和叛军也纷纷望风归顺,匪盗祸患得以迅速消弭。

  于成龙本人并没有在剿抚手段上做过太多的纠结。对于儒佛兼修,深得两教精髓的他来说,唯有天道即民心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出仕之际,他对友人武祗遹说“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②。短短一句话,颇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思想。而在剿匪安民过程中,于成龙秉承的都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原则。

  与同为明末文人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同,于成龙并不是一个清代统治者眼里的酸腐儒生。他所抱持的并不是“华夷之辨”和“天下兴亡”这些儒家传统思想,而是立足民生,认为政权的正确性不在于统治者是满是汉,而是在于能否给百姓带来安定与富足。而这些来自儒家思想之外的内容,显然也是佛教的“普度众生”思想。在从罗城县离任高升时,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说“间尝祝告城隍,谓我无亏心事一点,当令我及早还乡。幸得保存性命。回想同寅诸公,死亡无一得脱,鬼神无爽,能不寒心?”除了表达了对同僚故去的伤感之外,也有对人死后有灵的观念;在任两江总督时,于成龙发布过《禁送节礼谕》,里面有“本部院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赃物,而平分男盗女娼之报应也”,更是很明白地表现出了自己对佛教果报思想的坚信,是他廉洁的动力之一。又如在批示苏松道台清理讼狱的报告中,要求相关单位善待囚徒,勿令饥馁,修缮牢房,以免疾病,“阴功浩大,子孙受福无穷”,这亦是果报和“业”的思想。

  对佛教和对于成龙不够了解的人会认为,于成龙清心寡欲,俭朴清苦的生活方式是受到了同样强调苦修的佛教的影响。确实,号称“于青菜”的于成龙,经济方面一贯给人以不宽裕的印象。从广西到四川,路费全靠算命的瞎子接济;从四川到福建,买了一船萝卜充干粮;在直隶,以“屑糠杂米为粥,与童仆共吃”;在江南,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而他的属下,总督衙门的官吏们,在他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

  然而,于成龙并不以粗茶淡饭为荣,他的清苦,更多时候是有自己的一套原则的。他吃过糠,但是并不总是吃糠,条件稍微好些,也就不吃了,更不会标榜自己吃糠;他好酒,每天都能喝三四两,以至于在湖北任职期间,被同僚戏称为“醉汉”。

  另一方面,佛教也并不崇尚苦修。佛陀证道之前,在尼连禅河畔苦修,一日只食一麦一麻,六年之后毫无进展,只落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险些丧命。幸得依靠牧羊女苏耶妲以乳糜相救,五比丘因为佛陀就此放弃苦行而离去,佛陀孤身前往伽耶城,不久在菩提树下顿悟。这件事也成为佛教不强迫信徒做极端的苦行的最好例证。③

  于成龙的廉,本质并非是一种苦修,而是对贪欲的压制和排除,这是和佛教教义统一的。因此,不止是对于功名利禄的贪欲,连同同样不被佛教所容,而儒家观念中并不强烈排斥的一些内容,例如在罗城任职时,于成龙亲自到田间地头视察农民耕种,无疑符合佛教“众生平等”思想,却与等级森严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对农业的理解绝不仅仅是儒生口中轻飘飘的“农为国本”或者“农为四民之首”那么简单。他亲自写字送匾给产粮大户,又动员百姓劝告他们邻里中不愿勤劳耕种的懒汉。根据时任广西巡抚金光祖的评语,“罗城在深山间,民风顽悍。于成龙廉洁有为,建学馆、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

  三、于成龙子孙及于氏家风受佛教思想影响

  据《永宁州志·序》记载,州治曾有四座牌坊与于成龙及其子孙有关,分别是:于成龙建“天眷元臣秉钺挥旄”坊,于采、于时煌、于成龙、于廷翼、于准建“恩荣五代绩著两朝”坊,于成龙、于准建“祖孙督抚”坊,于大梴建“威重廉江宣东粤”坊。

  于廷翼,字右之,岁贡生,任曲沃县训导。以子于准,官封奉直大夫、山东东昌府临清州知州,再封朝议大夫、直隶钱谷守道参议,赠光禄大夫、巡抚贵州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祀乡贤。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卒于请康熙三十九年(1700),享年六十六岁,有一子于准。于廷劢,字用之,岁贡生,候选训导。生于顺治四年(1647),卒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享年五十六岁,有一子于瀚。于廷元,字赓之,贡生,候选学博。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卒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享年四十六岁,有二子于汪、于灏。

  于成龙的三位公子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长子于廷翼。他幼年也曾在安国寺读书,还留下了当时供读书用的、他本人动手凿出的石窟。当父亲壮年出仕后,他作为长子,代替父亲赡养祖母和母亲,抚养两个弟弟。他不仅和父亲一样节俭清贫,而且在家乡筑路修桥从不吝啬。康熙二十五年,于廷翼捐出家中的五亩土地,用以修筑养济院;康熙三十四至三十六年,吕梁连续三年遭遇灾害,之后又发生了瘟疫,米价大涨。于廷翼将家里的存粮慷慨地接济了乡人。名义上是借,却在之后烧毁了借据,赢得美名。

  而于廷翼之后,他的独子于准再次出仕,并且重现了祖父于成龙的辉煌和美名。

  于准(?—1725)字子绳,号莱公。自荫生授山东临清知州,有清操。举卓异,入为刑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出为江南驿盐道,再迁浙江按察使,居成龙丧归,起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饬州县立义学,令土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业,送督学考试。调江苏,岁饥,请发帑赈济上元等十五县及太仓、镇海二卫。滨江海田亩被潮汐冲击,多坍没,疏请豁免钱粮,诏允行。以布政使宜思恭为总督噶礼所劾,准坐失察,罢归。雍正三年,复职衔。寻卒。

  和在安国寺读书六年的祖父、在安国寺后山石崖壁上开凿读书用石窟的父亲一样,于准也与安国寺有莫大的关系。而且更进一步,幼年于准出家,在安国寺的修行成为了他仕宦生涯开始之前的全部。他重修了父亲留下的石窟,并加以增修,成为今日我们看到的石壁上的读书楼;出仕之后,他又委托他人,代替自己入寺为僧,继续修行。并在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之后荣归故里,将后山辟为“莱公别墅”,成为一处难得的名为别墅,实为苦修苦读之所的所在。

  仕途比祖父平坦很多的于准,没有祖父创下那么多的传奇与佳话。但是他的两大功绩,一是整理编纂了《于清端公政书》,将自己的祖父后半生的政绩与精神系统地传承了下来;二是编修了《于氏族谱》。其中的《于氏族规》和《于氏家训》,里面不乏对于氏祖孙三人儒佛思想道德观的体现与总结。例如《家训》中有“人家生儿子,聪明人每多刻薄,则暗中亏折了许多福分。常见庸庸之人,反享厚福,系天机浑含不露,所以受用。我劝聪明子弟以宽厚宅心,庶可邀和平之福。”这些明显是佛教方面对福报以及天命观的看法。

  不论是于准编纂的于氏家谱,还是其编修的政书、家训、族规,都完好无损地流传到了今天,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四、吕梁安国寺所受于氏家族影响

  安国寺受历代于氏子孙的影响始于于氏先祖于坦在明代中期的重修,而后世于成龙、于准祖孙的读书楼,于准衣锦还乡后在后山所修的莱公别墅,于成龙的祠堂,于准的生祠,以及寺中的于氏宗祠族谱和渊源介绍传至今天,仍将安国寺与于氏一族牢牢联结。

  寺院主体分为上下两层,偏院分内外两进,共四处院落。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铜塔楼、钟鼓楼、万佛阁、关帝阁、观音楼、十王殿、洞宾楼,又有于清端公祠、于莱公祠、于成龙读书楼,还有莱公别墅、石牌坊、砖塔等,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偏院又称清静处,有于清端公祠,楼上有关帝阁。后院古刹禅院,环境幽雅,建有于成龙读书楼。寺后百米石崖下是莱公别墅,是于成龙之孙于准在雍正丙午年(1725),就半山石壁天然形成的庞大石崖下修筑而成。其地势险要,景色奇特,构筑精巧。前临深谷曰“瞑之谷”,清泉汩汩,夏为细流,冬为坚冰;下有“八角琉璃井”(今因寺庙整修而暂时封闭);上有千仞绝壁,悬崖飞瀑,遇雨天则水帘垂挂,其景十分壮观。绝壁半腰有20平方米人工凿成的石室,石壁上有“龙”、“虎”、“山林”、“野趣”等石刻大字及道光年间永宁州知州王继贤亲笔书写的山寺石室文。石室为于成龙之子于廷翼筑,又凿通石壁为石窗,依窗眺望,远视中阳县城,近视寺周美景,南川风光,一览无余。

  众所周知,于成龙一生清贫,这无疑有六年安国寺读书经历带来的影响;而反过来,于成龙死后,臣僚整理他的遗物,仅发现“绨袍一袭,盐豉数罐”,无不为之下泪。康熙皇帝曾因欣赏于成龙的廉能,特拨内帑一千两与骏马一匹赐予他。而这一千两的去向,后世有多种说法。有说赈济灾民的,也有说拿出一部分回乡赡养老母之用的,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这一千两中的二百两,被用来重修了安国寺。

  当然,于氏家族为安国寺带来的还不止这些建筑与经济层面的内容。于氏祖孙先后两代廉能总督作为于氏的高光时刻,无疑为安国寺定了一个“廉”字核心的基调。时至今日,安国寺依然作为吕梁市廉政教育基地,同时也是全山西省唯一一个廉政教育基地而存在着。这无疑是三百年前的于氏二公给安国寺留下的最有当代现实意义的一笔遗产和财富。

  注 释:

  ①[清]万文芳,阮正惠.撰.《罗城县志》.

  ②[清]李元度,撰,曾国藩,序.《国朝先正事略》.

  ③《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卷四.《佛本行集经》卷29、卷30.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于成龙传.中华书局,1977.

  [2]光绪版点校本,谢汝霖,离石地方志编委会.永宁州志,1996.

  [3]《天理良心因果报应于成龙力量之源》.太原晚报,2014-10-10.

  [4]胡增春.寻访三晋名人故里(四十四).山西晚报.

  [5]高艳峰,陈雷.清两江总督于成龙祖籍小考.文物世界,2011(3).

  [6][清]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7]白礼昌.吕梁古代历史考略.山西省吕梁市决策咨询委员会,2013.

  中图分类号:BFE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8)02-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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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