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通知
《山西青年》版面紧张,请大家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 : sxqn@sxqnzzs.com
山西青年版权信息
山西青年封面

主管单位:共青团山西省委

主办单位:山西青少年报刊社

编辑出版:山西青年杂志编辑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049

国内统一刊号:CN 14-1003/C

期刊级别:省级刊物

语   言:中文

周   期: 半月刊

出 版 地:山西省太原市

语  种: 中文

开  本: 大16开

投稿邮箱 :sxqn@sxqnzzs.com

在线编辑QQ :2815569163

联系我们

投稿邮箱 : sxqn@sxqnzzs.com

编辑部QQ: 2815569163

官方网址: www.sxqnzzs.com

首页
>
优秀论文
>
《菊与刀》中的“义理·人情”
返回

《菊与刀》中的“义理·人情”

时间:2019/6/7 22:24:19  点击:87


       

  摘 要:《菊与刀》是一本综述战争时期的调查研究的著作。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探究日本文化的结构并以其明确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而诸多学者对于该书论点持批判观点,可知《菊与刀》的结论具有片面性。本文将基于文献中对该书的批判性意见,重新审视《菊与刀》中有关所谓“义理·人情”的结论。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文化;义理;人情

  一、引言

  所谓“义理”“人情”同为日本社会固有的处世标准,而“义理人情”作为四字熟语也早已在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所谓“义理”,字典中定义为“事物的正确道理,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理应遵循的道理”。在该条释义中,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是关键之处。“义理”的意义从最基本的“事物的正确道理”一直延伸至“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得不遵循的规则”这一层,从适用于世间万物的意义发展至仅用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所谓“人情”,在字典中的定义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感情,尤其指对待他人的体谅和怜悯”。这条释义的重点与“义理”相同,也应为后项解释。所以无论“义理”还是“人情”,其语义的对应范围都相应缩小了。日本人将语义缩小后的“义理·人情”贯彻于自身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本文化中特殊的一部分。

  《菊与刀》是一本探讨日本文化的著作,其中必然不会缺少关于“义理·人情”的研究。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分析了“义理·人情”,总结其类型并进一步明确“义理”和“人情”的关系。然而由于历史因素和实地考证不足,其结论具有片面性。“义理”并非日本特有的存在,而“义理”和“人情”也未必是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上。川岛武宜、有贺喜左卫门、和辻哲郎、柳田国男、津田左右吉等学者对《菊与刀》也持批判性意见。本书基于《菊与刀》中译本和日方一些著作,在叙述“义理·人情”的概念的基础上,探究其关联性,以期能够加深对“义理·人情”的理解。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通过字典抽出“义理·人情”的基础释义,在此基础上罗列语例并进行简要分析。然后,以《菊与刀》一书为中心,概括书中“义理·人情”部分的主要内容并进行整理。最后,基于批判性文献,重新从历史视角探究“义理”和“人情”的关联性。

  二、“义理·人情”的概念

  义理人情在日本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时会下意识地以其为行动准则。在探讨“义理·人情”问题时,首先必须要理解它们的基本概念。且不仅是基本概念,所包含的所有释义都应纳入考虑范围。

  日本的权威辞书中解释“义理”强调应尽义务同时伴随无可奈何的心境。成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准则。而“人情”强调根源性,主要描述自然产生的情感。“义理”需要报恩,而“人情”未必需要。

  日语中还有一些与“义理·人情”有关的惯用表达。这些惯用句和惯用表达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而之所以成为惯用表达正是因为日本人对其产生了依赖心理。可以说惯用、定说等东西最易反映日本人的心理状态。由此可见“义理·人情”对日本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并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义理”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必需品也是束缚他们的存在。语言常被认为是文化的载体,“义理·人情”也可看作是反映日本人心理结构和日本文化的一面镜子。

  三、《菊与刀》中的“义理·人情”

  本尼迪克特认为“报恩”的心理是驱动“义理”的关键点。在西方社会人们并不会那么看重社会恩情,而在东方社会,人们却认为自己的民族对自己有着莫大的恩情。正如待遇表达在日语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这种强调给予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的对立关系的语言特色正是日本人重视“恩情”的表现。“恩情”不仅指他人不遗余力地帮助,日本的等级制度甚至赋予“恩情”一种“忠诚”的色彩。对日本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恩情”来自天皇的恩惠。说到“恩情”的类型,一种是还不清还不尽的“恩情”,也就是“义务”。例如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天皇的恩惠。另一种是能够还清还尽的“恩情”。日常生活中让日本人烦恼不已的“恩情”就是这第二种“恩情”。

  日本人认为在接受了恩惠后却不思回报不是为人的作法,那是一种不履行“义理”的失礼行为。“报恩”就是“履行义理”,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正确做法。这就是接受方的“义理”。而给予方的“义理”则是各种社会规范。例如,必须孝顺父母,必须彬彬有礼,必须体谅他人等等。日本民族严守这些规范,一旦出现例外者便毫不留情地排除异己。没有了不和谐的音符,剩下的人便依然可以整齐划一地演奏和谐乐曲。如此一来,“义理”的两个方面形成了日本人

  生活的桎梏。

  关于“义理”的类型,本尼迪克特认为可分为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即是说,“义理”有面向他人和面向自己两种。对社会的“义理”正如上述,是指给予方的“义理”,是一种遵守礼仪的“义务”。而对名誉的“义理”,正是《菊与刀》理论的特点之一,是指日本人为保自己的名誉而不得不遵从的强制规范。关于这一点,自古以来以切腹自证清白的事例和现如今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正是很好的证明。而笔者认为,这或许可以认为是本尼迪克特为了说明日本人令人难以理解的自杀行为所给出的佐证。因为想要解释日本人奇怪的自我抑制行为,便将其理解为是日本人为了不损害到自己的名誉保存自己的面子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行为背后都有着“义理”在发挥作用。

  简而言之,“义理”属于应做之事,“人情”属于想做之事,其中必定产生纠葛也是理所当然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殉情故事,相爱的二人由于家世和身份差距不能在一起,陷入履行社会义务还是成就恋爱的两难之选,其结果却选择自杀。也就是说没有选择“义理”和“人情”的任何一方,而是选择了逃避。由此,本尼迪克特认为“义理”和“人情”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

  四、对《菊与刀》的批判

  孙志鹏在《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2011)中指出,日本学者对于《菊与刀》经历了三次问题意识转换。即,20世纪50年代对于缺乏针对历史事实的实证考察以及方法论的批判、60—70年代对于“耻文化”和“集团意识”的肯定、80—90年代对于问题的解构再分析及近10年来对《菊与刀》的多次元文化解读。而贯彻始终的是,日本学界一直认同《菊与刀》的划时代意义。

  (一)“义理·人情”的价值主张

  加藤周一(2007)主张在日本文化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时间共存。第一种是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的直线,即历史时间。例如日本神话从虚无中诞生并会永远无限的延续下去。第二种是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的圆周上的循环,即日常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人对于四季变迁的感受性。第三种是有始有终的人生时间。这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都强调“现在”,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现世主义、现在主义。

  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支配阶级为了保证以他们为顶点的阶级社会的秩序,引入儒家学说和程朱理学用以将限制民众的行为正当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理念逐渐由支配阶级朝下层扩散至町人社会和农民阶层。德川时代的町人社会的“义理”是一种外在的规范,意味着基于社会制裁的秩序。“人情”则是由外在规范产生的私人感情,是町人社会普遍被认同的价值观。这种社会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一边遵循着无法消化于内部的外在规则的繁琐体系,一边认同无法扩散到外部的内部感情的高价值。“义理”由上至下肃清,而“人情”自下往上自发地蓬勃发展。究其根源“人情”并非是对“义理”的抵抗、反扑,德川时代的町人也并非是革命家。“人情”只是快乐主义、现在主义的表现。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人情”不是站在“义理”的对立面,而是源自“义理”的。

  (二)“义理”和“人情”的关系

  土居健郎(1971)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描述“义理”和“人情”的关系在于两点。其一,“人情”这个词语与“依赖”有着密切关系。其二,“人情”和“义理”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关联。“人情”是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感情规范,要探讨它并非易事,而与自然产生的“人情”不同,“义理”是一种有意识代入人情的概念。即是说“义理”是“人情”的容器,“人情”是“义理”的真面目。“报恩”是单向行为,而“义理”确实互相扶持的关系。“人情”和“义理”之间纠葛的本质在于,违反自己的意志被强迫进行选择而非取舍。如此一来,“义理”和“人情”的纠葛便衍生出了“依赖”的心理结构。

  强调“人情”就是肯定依赖心理,强调“义理”就是赞赏因依赖心理而结合起来的人际关系。“人情”十分认同依赖心理,“义理”则扮演了束缚着生活在互相依赖关系中的人们的角色。“义理·人情”在日本社会中由依赖心理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五、结语

  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解读日本文化,对今后的日本文化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并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性意义。但成书缺乏实地调研和实证考察导致结论的片面性也是很多学者所认同的。本文将《菊与刀》的中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学习日本学者对于它的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义理·人情”重新进行了审视。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待“义理·人情”的关系,“义理”孕育了“人情”;其二,“义理”和“人情”并非处于对立面,而是基于依赖心理复杂而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笔者认为,日本公然发动侵略战争,同时体现的残忍性、对军国主义的忠诚度是与日本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文化根源是不可分的。从挖掘文化根源的视角来分析日本过去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土居健郎.「甘え」の構造[M].東京:弘文堂,昭和62年3月25日第2版18刷発行.

  [2]土居健郎.「甘え」雑稿[M].東京:弘文堂,平成3年5月30日初版32刷発行.

  [3]武田清子.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M].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10月15日第1刷発行.

  [4]加藤周一.日本文化における時間と空間[M].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3月27日第1刷発行.

  [5]源了圓.義理と人情ー日本的心情の一考察[M].東京:中公文庫,2013.

  [6]刘金钊.日本人的人情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7).

  [7]孙志鹏.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J].东北师大学报,2011(3).

  [8]田小凤.对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义理与人情”的再解读[J].陕西教育,2012(12).

  [9][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潘星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1.

  [10]赵雪.日本民族双重性格中的“义理”与“人情”[J].文化学刊,2015(1).

  中图分类号:G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8)03-0004-02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本文由: 山西青年杂志社编辑部整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山西青年杂志社

2019-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