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 张增田：数字教科书的问题诊断与防治路径

内容摘要：数字教科书是教科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数字教科书要真正应用于课堂教学，还需要关注其在实体形态、知识形态与经验形态等层面存在的问题，而完善数字教科书的准入机制、夯实数字教科书的基本理论研究、探究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的关系模式是数字教科书问题防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数字教科书;准入机制;防治路径

作者简介：

　　原题：数字教科书的问题诊断与防治路径

　　作者简介：王润(1987- )，女，安徽阜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科书研究，北京 100048；张增田(1969- )，男，河南商丘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科书研究，北京 100048

　　内容提要：数字教科书是教科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数字教科书要真正应用于课堂教学，还需要关注其在实体形态、知识形态与经验形态等层面存在的问题，而完善数字教科书的准入机制、夯实数字教科书的基本理论研究、探究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的关系模式是数字教科书问题防治的有效路径。

　　关 键 词：数字教科书 准入机制 防治路径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教科书评价的理论与实践”(BHA150085)。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1000-0186(2018)09-0080-07

　　新技术的发展和演进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我们逐步走向数字化生存。数字教科书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可能成为教科书乃至学校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关于教科书的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人们抱着对信息技术的“虔诚之心”在大力宣扬、证明数字教科书对学习效果的提升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领域充满着机遇，也充满着危机，现阶段的数字教科书发展还处于行动与风险共在的阶段。我们在肯定数字教科书优越性的同时，必须对数字教科书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并加以预防。

　　一、数字教科书的问题诊断

　　技术哲学将信息技术分成实体形态、知识形态以及经验形态的技术。本文借鉴此思路，将数字教科书构成要素也分成实体、知识、经验三大类，[1]将内容审定、质量检测、出版发行等内容归于实体形态的数字教科书，将基本概念、教学策略、学习方法等理论问题纳入知识形态的数字教科书，将使用、评价等内容归于经验形态的数字教科书。下文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数字教科书的症结进行诊断与揭示。

　　(一)“实体”形态数字教科书的“青涩”

　　“实体形态”的数字教科书既包括“静态”的数字教科书本身，也包括其“动态”的运用过程，而前者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后者的运用成效。深入探究，“实体”形态的数字教科书在以下方面还不够成熟。

　　其一，内容审定标准缺乏。众所周知，教科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载体，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纸质教科书，还是数字教科书，“内容的选取与呈现方式都是其核心内容。”[2]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交往方式以及信息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们获取信息更加容易与快捷，对信息技术形成了狂热与偏激的心态，认为数字教科书的出现不仅能够通过听觉、视觉等多种感官刺激促进学生对知识信息的快速接受与有效理解，还能够让学生在知识总量方面得到有效的拓展。然而，数字教科书内容是否具有教育性，是否是学生发展所需要的，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是否体现了核心价值观，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对数字教科书所承载的内容进行筛选，否则很有可能使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负担了不必要的负担，而真正需要负担的、应该负担的却没有负担。[3]更有甚者还会引发严重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风波。但是，目前来看，专门的、针对性的数字教科书内容审定标准或者规范性文件还非常缺乏。我国2001年6月颁发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中虽然包含电子音像教材审查的条款，但是并没有指向具体的教科书。因此，目前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急于搜集大量的数据证明数字教科书对于学习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任务是建设数字教科书的内容审定标准，确保数字教科书的安全性与实效性。

　　其二，质量检测标准“虚无”。教科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是国家民族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最直接的载体。[4]这是教科书的本质所在，也是教科书的独特功能。数字教科书作为教科书的一种，理应承担起这种“责任”和“义务”。也即数字教科书除了要给学生提供接触多种信息资源的渠道和机会，提升学生学习的方便性与快捷性，更要在信息呈现广度与深度质量方面下工夫，否则，质量参差不齐的数字教科书看似在给学生的学习省时、省力的同时，却很可能会对学生的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影响。比如，会造成学生思考力的下降、想象力的狭隘、人际交往能力的片面化，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某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性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5]有鉴于此，数字教科书的内容选取与设计、结构建设、虚拟学具、学习终端、学习平台、学习服务等质量检测标准“虚无”化的状况必须改变，否则数字教科书看似给我们的教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美好”的世界，但其实只是“技术与信息乌托邦”。我们需要的不是教科书的数字化，而是教科书质量的最优化。

　　其三，出版发行标准“缺位”。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数字教科书数量不断增长，而其中的大多数是国外引进或者国内各个信息公司自主出版的。这些数字教科书能轻易地进入教科书市场，且相互之间没有“联络”，它们各自为政。就像有学者指出的，“虽然我国教育信息化正在迅速发展，但数字教学资源标准的制定工作仍然严重滞后，国内开发的数字教科书产品部分是购买国外的成熟产品，也有国内高科技企业自主开发的平台，但这些平台与资源之间缺乏数据交换的标准，从而造成了数字教科书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的问题。”[6]这里有两大问题需要揭示。首先，不像纸质教科书已经具有非常严谨与成熟的编制理念与技术，数字教科书是新生事物，还走在“边走边改”“边实验边改革”的道路上，如果缺乏严格出版、发行标准的市场准入，数字教科书的质量则难以很好地保证。其次，国外引进的教科书如果没有经过出版与发行部门的审核与排查或者本土化处理，这样一方面会导致引进的教科书对于国内学生不具适用性；另一方面，国外原版的数字教科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也是个有待考量的问题，潜存着很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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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2 0:08:54